作者: 張長國 朱琳 來源: 菏澤日報 發表時間： 2022-07-06 10:45
在清代康熙《城武縣志》“古跡”中，記載著一處“留董里”的地名。為什么叫“留董里”？這與漢代大儒董仲舒有關。
縣志記載，留董里“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景河北。相傳漢董仲舒微時道經此地，有老人遇之，不問姓字，相款數月，既留一‘董’字而去。后還復過此，老人曰：‘其所謂董耶！’又禮之，始終不及名。古重道不重名如此。老人不傳，亦可想見其高義矣！今有董子廟。”這件事說明了什么呢？是說此地民風淳厚，重道不重名，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助人為樂，做好事不求回報的高尚品格。
董仲舒是廣川人，廣川大約在今河北景縣一帶，距成武縣約有三百多公里，據《史記》和《漢書》記載，董仲舒對《春秋》非常有研究。到了漢武帝時期，皇帝選拔賢良文學之士，董仲舒以賢良人士的身份回答了漢武帝的策問，得到漢武帝的賞識，被任命為江都相。在回答漢武帝的提問時，董仲舒因為精通《春秋》，他直接提出了“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”。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一個劃時代事件，為漢代以后封建統治階級治理社會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。漢武帝采納了他的建議，從這時起，儒家思想開始成為了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，并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歷史，而董仲舒也因此成為了孔子之后的一代曠世大儒。
“留董里”地名現已不存，據考證，該地在今成武縣城西南約二十五里的九女集鎮汪莊村。據清代縣志記載，該村建有董子廟，但經百年風雨，廟已不存。現村北有玄帝廟，有明崇禎十年的“玄帝廟記”碑和清道光元年“重修元帝廟記”石碑各一通，為古董子廟舊址。玄帝即真武大帝，明成祖時期，真武大帝信仰在明代達到頂峰，宮廷和民間都修建了大量的真武廟。明代興修玄帝廟時，大概與董子廟合修在了一處，玄帝廟因皇帝提倡而被民間重視，而董子廟式微，后來被取代。
據明崇禎所立的“玄帝廟記”碑記載：“文山西南二十五里留董村，董子曾停驂於斯，一時父老咸攀轅留之，依依然不忍聽其去，后因以取名焉。”從這通署名為“中陶庠生”的人所寫的碑記來看，“留董里”的真正得名應該是董仲舒曾經坐著馬車在此地經過暫住，當地的父老知道他是大儒，都想挽留他多住些時日，所以得名“留董里”。“里”則是秦漢時期的基層行政區劃單位，相當于村。據村民介紹，這塊明代石碑是近幾年從一處古橋處挖出重立的。從碑文沒有收錄進清代歷修縣志來看，修縣志的人沒有見到這塊石碑，大約在明末時就已被修橋所用。清代道光“重修元帝廟記”（清代避康熙帝諱改玄為元）記載：“縣治西南二十里許，舊有留董市，居民殷富，風俗醇古，貿易者不下百余家……”從兩通石碑記載可以確證，此地是古留董里，而且是一個大商貿集市，且董仲舒確實從此經過。
董仲舒為何經行成武呢？從他的學習內容和主張來看，和他到齊魯之地游學是有一定的關系的。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中，司馬遷說到，從戰國到秦統一六國這段時間，各地儒學的繼承和研究已經嚴重荒廢了，“然齊魯之間，學者獨不廢也。”這就說明，在齊魯之地，雖然由于戰亂，但直到漢代董仲舒生活年代，仍然有很多學者堅持學習繼承和研究儒學。
董仲舒崇尚儒家，是靠《春秋》起家的。董仲舒研究《春秋》成為博士，對孔子個人的事跡也非常了解，尤其是孔子周游列國游學的事情。孔子周游，曾經途經成武縣、定陶等地，一路之上，留下不少《論語》中的經典章節。而且，董仲舒所推崇的虞舜，其曾“耕歷山、漁雷澤、灰于常陽”，“歷山”“雷澤”“常陽”這些地方都在今菏澤境內，離成武縣在百里左右。且成武縣的文亭山，就是謀士陸賈說服劉邦治理天下要“文武并治，長久之術也”的地方，因為陸賈在文亭山的說服和獻了十二篇“新語”，劉邦才又專門到曲阜去祭祀了孔子，開了帝王祭孔的先河。作為堯舜故里、不廢儒學的齊魯之地和帝王祭孔轉折點的地方，董仲舒無論如何是必須要來游學游歷一番的。
留董里因董仲舒過此而引來后世不少文人雅士游覽抒懷，曾任清代成武縣教諭的“客亭先生”趙于京曾賦《過留董村》長詩曰：“……先生抱淳學，獨立春秋門。玉杯果良策，竹林具靈根。至今衣香遠，豈止留董村……” 張長國 朱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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